对于成大朋这几年在巴达维亚所取得的功绩，何夕当然十分赞赏，他知道自己这个部下在一线的活动能力的确非常强，而且对荷兰人的了解程度也是安全部里首屈一指，巴达维亚的情报站负责人可谓非他莫属。所以当初成大朋返回三亚任职一段时间后又提出要南下回巴达维亚常驻，何夕也是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成大朋部署在巴达维亚，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但同时何夕也注意到，成大朋在巴达维亚乃至南海地区的行事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行策划实施，虽然也会按照安全部的制度向三亚报备，但主动请示工作的时候却是越来越少了。

这倒不是成大朋的忠诚度出了什么问题，何夕依然确信这名部下对国家的忠心耿耿，只是成大朋常年在距离海汉本土数千里之外的地方单独行动，的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都向本土请示之后再做决定。

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一线的情报人员能够对当地局势变化及时作出反应，不会因为来回请示而错过了大好机会，同时对情报人员的独立运作能力也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弊端也同时存在，情报机构本来就是特权部门，给予这些在外主持情报工作的官员过大的权力，很容易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样的事例在安全部所属的驻外情报官员当中并不是没有先例。

安全部外派的官员大多对海汉这个新兴政权都还算忠心，作为随这个国家一起崛起的新贵，他们往往也很珍视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但常年驻外手里又有钱有权，很难有人能够完全克制住自己谋取更高社会地位，更多物质享受的天然欲望。

而海汉因为扩张速度太快，对专业人员的需求很高，所以官方给他们安排的入职培训期都比较有限，内容往往更强调专业技能，对于思想政治方面的意识灌输则因为时间问题而相对较少。

在缺乏足够监管和限制的环境中，这些半路出道且手握特权的情报官员们就会很容易迷失本心。何夕是真的有点担心成大朋在巴达维亚待的时间太长，慢慢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听命于三亚，而不是在力有不逮的时候才想起来求援的对象。

前次成大朋前往马六甲海峡地区进行跨国贸易，顺便到星岛去招募了几名据说能通晓西班牙语的汉人囚犯，这件事何夕虽然当时是点了头，但他还是认为成大朋的招募有些草率。毕竟当地几乎不具备合适的情报人员入职培训条件，而这些人又是从马尼拉流放到星岛的服刑人员，对海汉的敬畏或许有余，忠诚却肯定不足，成大朋要在当地亲自培训这些新人，这在何夕看来并不是一个完全靠谱的计划。

而如今距成大朋在星岛完成招募才不过一个月，他就要以掌控粮食市场，吸纳策反荷兰官员为由，在巴达维亚进行并非由安全部策划的大动作。采取这些措施有多大的必要性，成大朋又有几分成事的把握，这些信息在巴达维亚发回来的电文中都没有得到具体的说明。

当地的状况究竟有多么紧迫，与成大朋接洽的荷兰官员是否可靠，在争夺当地粮食市场控制权的过程中需要动用多少资金，事后是否能够通过合理的经营方式回收这些预算外的开支……何夕需要弄明白的问题还有一大堆，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他在执委会这边也很难说明成大朋在当地采取激烈措施的必要性。

何夕第二天带着成大朋的电文来到胜利堡，先找到施耐德，向他说明了情况。目前外交事务是由宁崎和施耐德在共同管理，宁崎主管的是大明及周边受汉文化影响深远的这些小国，而施耐德则是专门负责西方殖民国家的事务，两人各有分工。这成大朋所负责的是荷兰人在南海的统治区，何夕自然是要跟施耐德先通个气。

施耐德听完何夕的介绍后便开口表态道：“要执委会支持安全部的行动没问题，但何部长你总得拿点干货出来，先弄清荷兰人要找占城买多少粮食。我这边派使馆的人去做工作，那也得有个明确的说法，不然被占城国看低了就没意思了。还有，你的人要在巴达维亚搅乱粮食市场，这怕是百八十万打不住吧？你能不能给个准确点的数目？他那边有多少资金，还有多大的缺口，什么时候要用钱，事后这钱是慢慢收回来还是划进你们安全部下一年的预算里，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总得先拿个方案才是。”

何夕听到施耐德提到的这些问题也不禁头疼起来，从巴达维亚发回来的电报不过一两百字，哪里能说清这么多问题。但施耐德的要求也并非吹毛求疵，他既管着外交事务，又是财政部的负责人，这些事情都得从他手下过，如果不闻不问就这么应下来，后续有什么麻烦那可就成了他施耐德的责任了，自然是得先跟何夕这边理清头绪再说。

说话间宁崎也到了，在听了何夕的讲述之后，宁崎的态度与施耐德基本一致，认为安全部这边所提供的情报实在太少，就算执委会想配合工作都有点无从下手。至于成大朋在巴达维亚当地的行动是否有必要，这本是何夕最担心会被执委们挑刺的地方，反而意外地没有人提到。

但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像宁崎和施耐德这样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