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之路。

带着这样的思考，李溰很婉转地向游益汉提出了问题。不过这样的提问对游益汉来说并不稀奇，许多来香港参观过的达官贵人都有与李溰类似的想法，毕竟从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条操作简单来钱快的路子，只要修建一处港口，然后设法招募商人们来此交易就行了。

游益汉的回答还是挺诚恳，没有跟李溰兜圈子：“我没有去过贵国，所以只能讲一点个人的见解供世子参考。通常我国开辟新贸易港所考虑的先决条件有二，一是当地的地理条件，比如是否有天然良港，或者是否靠近重要的贸易航道，或是距离当地原本的贸易枢纽很近，可以充当出海通道使用，如果能满足其中之一就可以考虑建设贸易港。如果一个条件都不具备，那就得考虑第二种情况，当地是否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潜力，比如有丰富的矿产或其他物产，又或是附近的土地肥沃地形平坦，适合用于开荒屯田搞农业开发。”

李溰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对照已经亲历过的几处海汉贸易港，倒是的确能与游益汉所说的情况一一对照上。舟山定海港、澎湖马公港和本地无疑是满足了第一种先决条件，而台湾高雄港则是第二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但如果将同样的条件拿去衡量朝鲜的海岸线，似乎要找出适合修建贸易港的地点就没那么容易了。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朝鲜国过去的海上贸易并不发达，也谈不上有什么重要贸易航线、区域贸易枢纽这样的存在，南方倒是有几处天然良港，但其位置距离都城又实在太远，朝廷未必舍得砸钱到看不到的地方去搞基础设施建设。

类似于游益汉所提及的第二种状况，李溰倒是想到了另一处所在，那便是海汉在朝鲜大同江口营建的那处军民两用的综合基地。那里不但有海汉驻军的军港，同时其周边已经规划了造船厂、盐场、铁矿、冶炼场等生产单位，周边水利条件良好，有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基础，同时上游还有正处于战后重建中的平壤城，今后通过海上进行的物资输送必然十分频繁，完全有建设一处贸易港的客观条件。

但问题在于朝鲜目前还缺乏相应的开发和建设能力，而这件事如果由海汉来完成，那今后港口的经营权自然也就无法回到朝鲜手中，从中获益的比例肯定也不会太理想。

以李溰目前的政治能力，也想不出能有什么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更不可能指望游益汉能给出什么指点。所以他只能很无奈地放弃了这个方向的思考，转而将注意力回到眼前，争取能从当下的所见所闻中吸取到更多有用的经验。

事实上如果李溰能静下心抽出更多的时间，留在香港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海汉治下的贸易港，耐心去做一个中长期的调研，他肯定能从中学到不少关于贸易港运作方面的知识。但如果仅仅只是眼下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听一听当地官员略带炫耀的介绍，就算是李溰能够去思考一些问题，也很难从接收到的有限信息中寻找到答案。

只是李溰的特殊身份和使命让他很难去做到这样的程度，虽然这一路上有很多问题都有很多问题都有待于他去寻找答案，但当下他还有更为重要的目标，必须要节省路途中无谓支出的时间，早一些赶到三亚，早一点开始接受海汉安排的留学教育，或许就能多学到一些更有价值的知识，而不是像当下这样主要靠自己漫无目的的瞎琢磨。

要学的东西太多，而时间却十分有限，李溰只能选择更重要的目标去完成。而且他并非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如果当下想专门去弄懂海汉的某个优势项目，那所需花费的时间精力恐怕会多到难以想象。

游益汉继续说道：“其实如果世子不急于南下的话，我倒是很想请世子去广州城看看，那里是大明南方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在我们这个贸易港出现之前，广州就是大明主要的对外贸易港，世子可以在那里看到大明的贸易方式与我国的差别，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大明的商人更愿意来到我国的贸易港做买卖了。”

除了赋税方面的考量之外，海汉在这种跨国贸易领域可以提供给商人们的便利，的确是大明所欠缺的条件。完善的港口设施，四通八达的航运线路，安全可靠的结算方式，及时全面的市场信息，这些条件对于商人们来说无一不是吸引他们来到香港的原因。

当然了，还有很多人不会宣之于口的一个隐秘原因，那便是商贾在海汉国的社会地位要比在大明高出许多。自己的职业能够得到官府的尊重，而且官方还会鼓励和支持贸易，甚至使用武力为贸易保驾护航，这在大明是绝无可能出现的状况。

广州的商业氛围虽然也不错，但与海汉相比就缺乏专业性了，民间的自发贸易与官方指导扶持之下的商业操作，两相比较之下差距可谓相当明显。再加上早期与海汉合作的两广商家后来几乎都成了富甲一方的豪商，榜样的效应就让更多的商人选择了到海汉治下的贸易港完成交易。

游益汉邀请李溰前往广州，便是充满自信地想向对方展示海汉商业制度的优越性，李溰只要去广州待几天，看一看当地的贸易水平，自然便知大明模式与海汉模式孰高孰低，今后应该以谁为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