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从南方调运公粮至北方，主要分为海运和漕运两个部分。从明成化年间开始，每年的漕粮运量常额约为四百万石，其中六成是来自南直隶和浙江。而除了漕粮之外，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还需承担专供宫廷、京官的所谓“白粮”，每年二十一万四千石。

明代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除非在重大灾害或者漕运受阻的情况下，不得用金银或其他商品折算。而包括运费、修船费、人员消耗等等，全部都由粮户承担，按照正粮加耗派征。

如此一来，就给各级官府的贪污聚敛留出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各种名义的加耗杂派层出不穷，甚至比正常缴纳的数量要多出了好几倍。

各府有户部和漕府的官员坐镇指挥，而州县以下就是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工作，粮长之下还有解户和运夫，以徭役的形势承担运输任务。

但运输过程中一旦公粮出现各种折损，又或是因为没钱应对官吏勒索而导致无法通过官府的验收，那所造成的损失都将由承运者全部承担。由此被逼得家破人亡者，在民间比比皆是，整个漕运体系也成为了官逼民反的加速器。

这粮长曹崑便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他在十多岁的时候，便被迫继承了他父亲的粮长职位。而他父亲的卸任也并非正常交接，是因为一次运粮过程中船只在河上倾覆，上千石粮食沉入河中，他父亲无法承担损失，干脆就选择了逃亡，从此人间蒸发不知所踪。

当事人是跑掉了，但这笔债可没法跟着跑。所谓父债子偿，曹崑不想全家坐牢，就得承担这份债务。从他就任那一天起，便已欠下了官府一大笔钱，只能通过连年不断的徭役来慢慢偿还债务，到如今已经干了七年了。

卷宗中没有提及特别联络处是如何与这个曹崑建立起了联系，但从字里行间的信息来推断，很可能是曹崑有主动告密的意图，然后被转给了特别联络处来负责处理此事。

而曹崑要告知海汉官方的事件，也正是与漕运和征解田粮有关。

1654年大明向海汉称臣投降，虽然名义上海汉将会继承大明的统治地位，但接管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管理体系也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很多地区和部门依然是延续着大明统治时期的运转方式。为了完成平稳过度，海汉也不得不默认这样的情况。

大明的漕运事务是由设在南直隶淮安府的漕运总督管理，这个职位的全称是“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也就是说漕府不仅管理长达三千余里的运河，而且还有权管理运河沿线的地方事务。

漕运总督下面还有理漕参政、巡漕御史、郎中、监兑、理刑、主事等文官，又有运军编制，下辖参将、统领等武官，文武官员加一起约有两三百号人。编制最为庞大的时期，漕运下属的卫军竟有十二万人之多。当然这中间是有多少用来骗朝廷预算的空头名额，那可就不太能统计出实情了。

但即便是在明末崇祯年间，漕府下辖的仓储、造船、卫漕兵丁等在编人员，仍有几万人之多。如果再加上运河沿岸靠着漕运体系为生的民众，那么这个数字恐怕还得翻上好几番。

如此庞大的机构，一旦停下运转，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几十万人的生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而且北方地区仍需从通过漕运从南方输入物资，所以必须要保证漕运体系能够继续平稳运转。

而海汉想要对原有体系取而代之，显然也不是派几名官员过去接管，换个衙门招牌就能起到效果。所以海汉在接管江浙之后，也暂时还没对漕运体系采取行动，依然是让其保留着以前的编制，照常维持运转。

但也正因为如此，海汉的态度大概给某些人造成了误解，认为海汉因为种种忌惮而无法完全掌控漕运体系，那么大可借着这段非常时期动一些手脚，谋取私利，或是给海汉制造一些麻烦。

曹崑在去年下半年一次北上押运粮食的任务中发现，苏州至淮安的运河上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便是途中的克扣和折损计算。以损耗之名在漕运过程中捞取油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以前有漕府衙门专人盯着，一般不会做得太夸张，各个环节把自己该收的一份好处收了也就罢了，运到北方至少还有八成以上。

但如今运粮船还没过淮安，漕粮就已经以损耗的名义被偷偷刨掉了三成左右。据曹崑所说，他在半夜见到当地卫军有组织地登船卸粮，并且被警告不许对外声张。

如果是以前出现这样的状况，那承运者肯定要担责，弄不好还得像曹崑父亲那样赔偿损失，但如今在背后组织这种行动的主使者为了不让事情败露，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借口，便是将这黑锅推到海汉头上。

运抵北方的货物数量不足，是因为途中被海汉查扣了一部分。如果不认缴，那别说粮食，整个漕运都可能会就此中断。谁要觉得有问题，那就自行去找海汉交涉。

这样的理由虽然很牵强，但偏偏很有效。对此感到不满的人，只会听信传言，把这笔帐直接记到海汉头上。怀有疑问的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