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漕运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德王府出身的朱子安倒也略知一二。从杭州通往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在山东境内也有相当长的河段。而明朝在运河沿岸所建的五大漕粮仓库，其中临清、德州两个仓都是坐落于山东。

这两地距离朱子安生活的济南城都在两百里左右，德王府亲王和郡王每年从朝廷领取的俸禄中，米粮共计一万二千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由漕运从南方运来。

当然了，到朱子安记事的时候，由于朝廷财政紧张，规定的俸禄早就没法足额发放了。特别是1639年清军攻入山东之后，对地方烧杀劫掠，漕运曾经长时间中断，临清、德州两处漕粮仓库也被洗劫一空。而运河上的大小船只，也全部被清军征用，作为渡黄河攻打济南城的工具。

清军退兵的时候，这些船几乎都被沉毁，济南城内外的粮食也被搜刮干净，以防止黄河以南的明军发动反扑。在那场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运河都没能恢复正常的漕运，德王府也没了粮食来源，不得不自掏腰包组织人马，到南边未被战火直接波及的兖州府去高价收购粮食。

但后来漕运逐步恢复之后，漕粮却依然是奇货可居，价格一直维持在战时水平。这直接导致数以万计的饥民为求生存，从被战乱波及的地区逃往了海汉控制的登州府。

朱子安那时候曾听父辈说起，朝廷从南方调征的救济粮，有相当一部分都在运往北方的过程中被漕府以各种名义克扣下来。这部分漕粮作为损耗从粮仓库存中抹去，然后在各地的市场上以高价售卖。至于这些漕粮销售所得的去处，那肯定不是国库了。

朱子安当时还对此抱有疑问，难道漕运出现这样的乱象，朝廷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父辈告诉他，朝廷不是不知道下面这些小动作，但整个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都有赖于漕运，要彻查这些事情，不知道会牵连到多少官员，很可能会让整个漕运体系再度陷入瘫痪。如果造成了京城断粮，谁能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

相比之下，漕府衙门里那些克扣漕粮，中饱私囊的举动，所造成的损失不过只是小意思罢了。只要漕运体系还在运转，朝廷多半就会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去调查这里边的种种勾当。

朱子安当时对于父辈给出的解答还不是太明白，但如今回想起来，就不难理解其中深意了。这些利用漕运特权捞取油水的人，就像是房屋梁柱里的蠹虫一样，房主虽然知道迟早会被蠹虫蛀空梁柱，导致房倒屋塌，但如果要根治蠹虫，就得先刨开梁柱，而这样做可能会让房子塌得更快。

以崇祯年间的状况，支撑国家的梁柱都已经摇摇欲坠，经不起任何大的震动，彻查漕运，谁都不能确定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既然暂时还没塌，那大家就闭着眼过一天算一天了。

大明终其一朝，显然都未能找到合理的应对之法，以至于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漕运体系里的蠹虫似乎还有变本加厉之。

朱子安暗自叹了一口气，接着往下看。曹崑解运这批漕粮一路到了天津，果然在当地交粮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因为实际运抵当地的漕粮，较朝廷征调的数额少了近一半，户部派驻漕粮仓库的官员自然不肯承担责任，拒绝签收这批缺失严重的漕粮。

当然漕府这边也并非毫无准备，先是推说江南各府征粮不力，未能完成朝廷下达的任务，后来又称漕粮在江南启运之前，便被海汉强征了若干，漕府交涉无果只能吞下苦果。

当下之意，反正能运到天津的漕粮就这么多，你户部爱要不要，想追究责任，那请去找正主麻烦，我漕府是不会负责的。

朱子安看到这里便已想到，如果户部要用这样的理由去应付上头，那朝廷也会很难处理。

朝廷去年已向海汉俯首称臣，浙江各州府更是已经被海汉吞并，本就没有继续对朝廷尽忠的义务，能继续征调粮食运往北方，已经算是仁义之举了。

不管是下旨惩治江南各州府征粮不力，还是发外交公文谴责海汉从中阻挠，这两种选择都只会让朝廷陷入更难堪的境地。但如果对此毫无反应，那朝廷仅剩的那一点点权威必定荡然无存，而且还会继续助长这样的不良风气。

最妥善的办法，当然是找个软柿子惩治一下，对下面杀鸡儆猴，对上面也能有所交代。

漕府衙门有钱有势，甚至还有独立指挥的武装力量，这可不是户部能拿捏得了的对象。那么在整个漕运体系中，最容易处理的自然便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身，包括粮长在内的民间徭役了。

于是在经过协商之后，户部与漕府达成了一致意见——此次漕粮折损颇大，原因便是解运人员在运输途中没有做好损管工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相关人等先就地拘捕，由漕府衙门酌情判处苦役刑期。等下次有漕粮征解任务之前，再设法从当地找一批倒霉蛋出来当粮长。

好在此行的漕军中有一名百户是与曹崑有些私交的老乡，暗中将消息通报给他，让他赶紧溜。参与此次解运任务的十余名粮长，曹崑是唯一一个得到消息，并且赶在官府动手